2025年6月28至29日，由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南开大学哲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经学与秩序：中国传统的现代化之道——第十一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召开。
总计五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百多位学者参与了本次大会，其中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政治大学、中兴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日本京都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
与会学者合影
开幕式
6月28日上午，大会举行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干春松教授主持，南开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牛文利及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陈壁生教授致辞。
干春松教授
牛文利副书记在致辞中指出，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源。经学深远地塑造了中国文明的秩序理念，历经百余年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展现出当代中国与文明传统的联系。继承中国文明传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之既一以贯之又生生不息，是我们的时代使命。为此，我们必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相结合为方法论，提炼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提出对人类未来具有启示意义的理论。
牛文利副书记
陈壁生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中国经学国际研讨会由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创院院长彭林教授于2005年倡导举办，迄今二十年已举办十届，会议秉承彭林教授奠定的两个基调，一是跨学科，现代学术所面对的经典世界与生活世界及其问题需要一种整全思维与视野，经学会议提供了跨学科研究的平台。二是开放性与国际化，国际会议的定位使具有不同特色及研究路径、方法的经学研究有了共同交流空间，能够通过沟通与碰撞获得新的活力。经学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恒常之道，对我们今天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在经学中发掘那些古今共同的问题，以回应我们这个不断加速的时代。
陈壁生教授
主题报告
开幕式之后，大会进行了两组主题报告，主题报告第一场由同济大学的曾亦教授主持。
曾亦教授
香港容斋出版社前总编辑郭伟川先生报告了《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新证及作者考索——兼论先秦水患的相关问题与“水”的哲学》。他对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的作者、主旨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新的论证。上古时期由于水患的影响，关于水的哲学多以负面的形象呈现，但春秋中期水的哲学得到“平反”而呈现出良善的面貌。《太一生水》应是战国晚期学者在神州六合行将统一的背景下的应时之作，通过研究《太一生水》与《吕氏春秋》的对照及相关性研究，认为《太一生水》的作者是秦国的李斯。
郭伟川先生
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的报告了《王道共治：〈王制〉论辨选能郑玄注义表微》。他从《大戴礼记》的《文王官人》“观人六征”的选才方法与《礼记·王制》的比较分析，认为二者在论官选才上可以互补而构成更完整的义脉，进而与《礼记·礼运》大同之世选贤与能互参而得以使观人任贤的具体途径清晰化。《文王观人》本于周文王的“王”者地位，周文王提供了任贤共治之原则与王者养民善政的立意典范。郑玄注孔子从周以“行今之道”，倡以周文王为典范的贤能共治，深得孔子遗意。
邓国光教授
浙江大学虞万里教授报告了《从汉魏石经残石对勘论〈康诰〉今古文经本异同》。他通过将汉魏石经残石文字进行拼合复原，为《尚书·康诰》今古文经本异同提供了新的论证。一是证明了《康诰》开首四十八字并非其他篇的错简。二是“克明明德”可能是战国、秦汉间经师解释的文句。三是《孟子》和《说文》引《康诰》“凡民罔不譈”之“凡民”，亦非今文经本所有。文字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在敷衍阐释经典的过程中产生，残石的出土为我们重新认识今古文经本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
虞万里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方向东教授报告了《〈十三经注疏〉摘取〈释文〉的来源及问题》。今存阮刻本《十三经注疏》音义摘取《释文》存在一些问题，未据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单行本，而是沿袭其他附有音义的经注本，编撰者又进行了一些删简。他以《毛诗注疏》为例，指出国图藏宋刻经注本与宋刻本《纂图互注毛诗》所附音义来自对《释文》的摘取而非录取全文；《毛诗注疏》音义源自《纂图互注毛诗》，而非国图藏宋刻经注本。《毛诗注疏》音义的摘取，自宋十行本以来，存在不少脱漏和翻刻的错误。
方向东教授
主题报告第二场由北京大学吴飞教授主持。
吴飞教授
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报告了《论儒家经典的多样性与统一性问题》。儒家经典具有集群式形态结构特征，造成诸种影响。一是具有扩展性与复杂性，六经的材料来源、产生背景、内容、主旨、文体等均各不相同，但各经互为表里、相互支援而构成统一体。二是六经排序的复杂性，如《易》为五经之首不仅是五经时序的问题，更凸显了经学本体论，确立了六经统一性的哲学论证基础。三是五经重心的变化，以两汉今古文经学的变化为例，儒家经典的结构形式、每部经所扮演的中心角色在不同时代可能出现一定的变化与调整。
景海峰教授
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报告了《什么是经典？》。经典是从一个现象出发不断扩大而形成的概念，因此对经典的争议不止。经典具有五个条件，有文本、提供价值观念、被引用与解释、有信仰的共同体、有制度性支持，由此判断经典化程度的高低而非经典的是与否，条件越完备，经典化程度越高，故在经典体系中有中心与边缘之分。经典是解释出来的，一方面被解释是经典的充分条件，另一方面需要解释性的经典。经典塑造传统，即经典创造了共同体中的信仰传统，经典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可能发生成为经典或失去经典地位的变化。当代经典学者的使命是参与传统的塑造，进行创造性的解释、塑造社会秩序与发展。
陈少明教授
同济大学张文江教授报告了《〈周易终始〉的写作和整理》。潘雨廷先生学《易》历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跟从薛学潜和杨践形两位民国一流学者学习而快速从宋易到汉易找到《周易》的核心，第二阶段完成大量易学著作，其中最重要是完成了《演易图》，由研读《周易集解》而来，其后提升为《六龙图》，后者是潘雨廷先生自出心裁之作，将对易学象数的理解推向新的高度。《周易终始》的根源在《六龙图》，整部书可以看成《六龙图》的外化。在易学史上，《周易终始》可以看做从象数易角度进入解释经文的最后一书。
张文江教授
政治大学车行健教授报告了《复三百篇始，窥诗人之志──何定生〈诗经〉今论之学探究》。他介绍了台湾地区《诗经》学者何定生的学思历程及其诗学著作。何氏《诗经》研究集中在《诗经》与乐歌之间的关系，何氏认为，三百篇在礼乐过程中以乐章表现，有声音而无辞义，至春秋“言教”兴起，《诗》从《乐》中分离，周乐亡后，三百篇失去了其原始用途。何氏早年与顾颉刚及古史辨派交往，其后学术道路逐渐分途，车老师认为，何氏与顾颉刚在学术上面的传承关系可以包含继承、创新与超越三个层次。
车行健教授
第一分会场
第一分会场总共开展了三场会议报告。
第一场讨论由日本东京大学池田恭哉老师主持，复旦大学郭晓东老师评议，共有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北京大学程苏东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蔡邕〈月令章句〉考论》。程老师聚焦于东汉大儒蔡邕所作、宋元之际亡佚的《月令章句》，通过对清儒十余种辑佚本的整理与评判，指出叶德辉辑本因引用了回传自日本的《玉烛宝典》，在现存辑佚本中质量最优，但仍存在体例混乱、误辑漏辑的问题。程老师进一步分析了《章句》以“句”为单位、先录本文再解其义的体例特征，指出其不同于后世“随文注”的注经模式。在经学意义上，《月令章句》旨在论证《月令》为周公所作，通过解释其中的天文、制度与礼制内涵，确立其经典地位，反驳其为《吕氏春秋》《淮南子》所作的看法。蔡邕所建构的，是一个以周礼为本、礼天合一的人文秩序，其经学解说体现出汉代儒者以章句体式参与经典系统化重建的学术努力。
南京师范大学苏芃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原本〈玉篇〉引〈周易〉考论》。苏老师围绕日本出土的《玉篇》写本残卷，考察其所引《周易》经传内容，并据此探讨南朝时期儒经流传和注疏的历史情境。报告指出，原本《玉篇》保留了大量《周易》正文及王弼、韩康伯、刘瓛等注释者的语句，不仅异文众多（如“义”作“誼”，“悖”作“誖”），还可见避讳字形（如“刚”作“坚”）的南朝特征。这些内容多已不见于流传至今的《广益会玉篇》中，具有重要的校勘与辑佚价值。苏老师据此指出，《玉篇》在字义解释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反映出其本质上不仅是一部字书，还是承载经学义疏与传注的重要篇目。通过对其所引《周易》材料的爬梳剔抉，报告为《周易》文本的异文流变、注本谱系及其在中古经学中的接受与转化，提供了新的史料依据与研究视野。
北京大学张学谦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先唐文献辑佚的原则、理想形式及其限度》。张老师指出，先唐文献散佚严重，清代辑佚成果虽仍为学界主要参考，但存在误辑、漏辑等问题，亟需方法论更新。他提出三条新原则：一是以文献成书时间为下限审慎选取辑佚来源，避免引用失真或臆造之文；二是应使用最优版本并明晰其引书体例，以减少因编排错误带来的误辑；三是结合辑佚对象的内容与体例辨别真伪，以防混入他书之文。在呈现方式上，他比较了并列呈现与整理重建两种方法，认为应区分资料长编与正式辑本，前者保持客观性，后者可体现学术构想。同时，他也提醒学界应意识到辑本的限度：任何辑佚都无法完全还原亡佚文献的全貌，其引文往往服务于原书编纂目的，容易引发研究偏差。
中山大学樊波成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体式与方法——训、诂、故源流述论》。樊老师从体式、方法与制度三方面系统梳理了“训”“诂”“故”三者的历史演变。先秦时期，“训”兼具教导与解释功能，《周礼》中“训官”讲解地图、政事、前代兴亡等内容，部分采用韵文体以利传播；《墨子》中的“某某之道曰”体例则为后世解经之“训”奠定了格式基础。“故”则以“事”为核心，涵盖古语、古书、礼制与历史事件，既是政治法式亦是贵族教材。汉代，“训”演变为典型解经文体，结合文句串讲与义理阐发，并沿袭先秦韵文传统，形成所谓“韵体注”；“诂”偏重文字解释，虽与“训”体式近似但方法有别。樊老师强调“故”“诂”在汉代逐渐融合模糊，反映出解释方式的演化。整体而言，训诂体式的发展体现了古代学术由教化功能向义理诠释的转变，而“训”“诂”“故”作为文体之间既有分野又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中国古典学术的重要基石。
西北大学肖潇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左氏〉续经刍议——以贾逵、杜预为中心》。肖老师围绕《左传》在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后仍继续至十六年“孔丘卒”的“续经”问题，分析了贾逵与杜预对“续经”来源与性质的不同理解。贾逵认为续经是孔子弟子仿效孔子笔削之法而作，强调其内容虽出弟子之手，亦承载“模仿的”义理表达；而杜预则主张续经是弟子抄录未加修订的鲁史策书之文，缺乏孔子笔削之义，因而在《春秋经传集解》中采取与“获麟”前不同的解说方式。肖老师指出，这一分歧实质上源自二人对孔子修《春秋》性质的根本认识差异：贾逵延续汉儒“素王之法”的理念，视《春秋》为孔子“作”的结果；而杜预则强调“经承史策”，更侧重孔子“述”的功能。这一差异最终影响到他们对《左氏》续经地位与解释策略的根本态度。
复旦大学郭晓东老师在评议中指出，程苏东老师关于《月令章句》的研究让大家重新认识到章句体例具有平行结构的特征，与后世的注经方式有显著差异，令人耳目一新；苏芃老师关于原本《玉篇》所引《周易》的分析，则展示了字书与经学之间的深度关联，其对避讳字形与异文的考察为今后文献考据提供了重要参考；张学谦老师提出的辑佚三原则，明确了今后文献整理的方向，尤其在版本甄别和资料呈现上具备高度实践性，堪称纲领性成果；樊波成老师对“训、诂、故”体式源流的追溯，勾勒出汉代以前训诂系统的演进图谱，引发我们对训诂与教化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思考；肖潇老师以贾逵、杜预为中心探讨《左传》“续经”问题，揭示出左氏学内部对于孔子笔削性质的根本分歧，也启发我们重新审视《春秋》文本与作者关系的问题。
会议第二场报告的主持人是北京大学程苏东老师，扬州大学郭院林老师评议，共四位老师进行报告。
日本京都大学池田恭哉老师报告的题目为《颜之推与〈左传〉学》。池田老师以颜之推的《观我生赋》为文本基础，从对《左传》典故的引用、援引典故时对地理要素的关注、所依据的注释体系三方面对颜氏、颜之推的家学内容具体为何进行了梳理。此外，池田老师认为若要更全面地考察颜之推的学术思想，也需要将《颜氏家训》其他篇目纳入研究范围。
清华大学陈壁生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春秋〉以何作》。陈老师聚焦于《春秋》的史源问题，《春秋》以何作，这关系到对《春秋》性质的理解。以往今古文经学家的主流观点是孔子根据鲁史做《春秋》，汉代纬书却提出孔子作《春秋》的史源是“百二十国宝书”，从这一说法出发，陈老师梳理出西汉时期对《春秋》史源的描述多以“史记”为主，并非独指鲁国一国之史。《春秋》本于鲁史之说实则始于刘歆，杜预从《左传》的角度，对这一观点做了彻底落实，并影响了公羊学、穀梁学。《春秋》的史源若追溯到百二十国宝书，那么春秋的记述将都是孔子圣心独断的结果。
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张永路老师报告的题目是《非〈国语〉的撰作与中唐〈春秋〉新学的兴起》。张老师认为，柳宗元深受中唐时期《春秋》新学影响，抱着抨击周礼之弊的目的和对《公羊传》《穀梁传》的倾向，对《国语》进行集中批评，撰写了《非〈国语〉》，旨在批评《国语》所在的《左传》系统。并且，《非〈国语〉》的背后反映出的经学思潮与中唐政治环境直接相关，是这一时期经学变革的时代表征。
上海师范大学的高瑞杰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突破与普适：试论经学的两重性——以〈春秋经〉为核心展开》。高老师认为经学的突破性（或革命性）与普适性面向构成经学内部的两重张力，这种张力尤以《春秋》学为典型，如何对其制作者孔子进行定位，则直接决定了经学的这两重面向。高老师认为，缘其制作六经，尤其以《春秋》为最，可凸显其贤于尧舜的革命性的一面；缘其制作取法天地阴阳、文质兼备，常称为万世立法，因而具有普适性的一面。孔子既“贤于尧舜”，又“乐道尧舜”，呈现出既开新又普适的特质。将这种张力推向极致，便会衍生出晚近以来的经学革命，而背后之大同理想，亦内蕴于传统之中。
扬州大学郭院林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各位学者的报告均具有扎实的文献基础，此外还能立足文本有所阐发，十分难得。池田恭哉老师的研究细致入微，史料扎实，从颜之推的《观我生赋》出发，考察他的《左传》学，弥补了《左传》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缺。陈壁生老师的研究立足于春秋史源问题的梳理，关注到了“百二十国宝书”这一以往很少有人关注到的史料。郭老师认为汉代学者的这一观点或许是根源于维护大一统的时代背景，若《春秋》源于鲁国一国则不具备普适性，而后人未采取《春秋》源于“百二十国宝书”这一说法或许是因为它并不符合其他朝代的主流思潮。张永路老师的报告以小见大，从时代视角切入个人，不过柳宗元的思想相比其老师是否破多于立值得进一步深思。高瑞杰老师的报告切中经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经典为什么是经典？或许正在于其革命性与普适性。
第三场会议由复旦大学徐渊老师主持，陕西师范大学牛敬飞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力耘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天降谴告抑或神道设教：唐代经学灾异论再认识》。刘老师指出灾异是传统中国政治的重要议题，《五经正义》是唐宋时期影响最大的儒经阐释，《五经正义》的灾异论是多元的。如果说《左传正义》的部分灾异论能够证明，唐宋时期在天人关系方面存在明显的“科学”“进步”的认识趋势，《尚书正义》的灾异论则表明，与此并存的是反向的努力和趋势。而这两种趋势的长期交织和并存，才是古代灾异论的实态。
中山大学仝广秀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刑法与政教：经学视野下的“绝地天通”》。仝老师指出“绝地天通”勾连起了《吕刑》开篇所述“古训”的行文逻辑，契合于《吕刑》关于“刑法”的主旨，与下文“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密不可分。在《吕刑》经解传统中，“绝地天通”被用于诠释秩序赖以成立、教化得以推行的形上理据。这样的理据因思想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异，汉代经学将其归结为宇宙论背景下的“度数”；宋代理学则本于普遍性善，将“绝地天通”及政教秩序的确立理解为“明善复性”的心性问题。汉宋之间解经范式的转变之下，“绝地天通”的经学意义也由此体现。
中国政法大学郜喆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经典世界中的“四海”》。郜老师指出在《孟子》大禹治水的故事中，洪水退却，陆地与海洋分隔开来，形成了作为自然空间的“九州”与“四海”。人类无法定居于海洋之上，“四海”成为了文明之外的空间符号，代表着野蛮的生活方式，是经典世界中的流放之地。流放四海既是官方的刑罚，如“舜放四凶”；也可以是一种个人行为，如“泰伯奔吴”。而在九州无道之时，政治之外的“四海”是人们可以逃亡的空间，“子欲居九夷”即为一例。“四海”的存在，可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另一种可能。
天津师范大学张舒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圣人可学论与理学政教观的变异——基于朱子尚书学展开的探讨》。张老师指出宋明理学儒者援佛入儒，将儒家传统圣王观改造为圣人可学而至，尤其是吸收禅宗的以心传心思维，从而为致君尧舜提供心法工夫。朱熹晚年虽仅完成对《尚书》的部分疏解，但其对二典和《大禹谟》的义理创发则可视作理学化经学的定型，深刻改变了儒家经学传统的发展走向，其中他对“十六字心传”的阐发虽本意在格君心之非，但却间接为后世时君的自我圣王化提供了哲理依据。因而唯有克服宋明理学的异化圣人观，方能更好地思考并推进儒家传统的现代哲理转化。
南昌大学易宏熙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两汉今文经学保傅制度发覆》。易老师指出《孝经》“天子有诤臣七人”郑玄注存在两种不同的文本表达，其背后关联两汉今古文经说对保傅制度的不同理解。从《尚书》《礼记》等文献来看，两汉今文经学当有保傅之制；而以《春秋繁露·爵国篇》所论外佐之官与通佐之官的区分而言，保傅属通佐之官，二者性质不同，为两个系列，但二者的立意均可在今文《礼》学的“继世象贤”说下获得理解。更进一步，保傅制度是对天子及其王室成员的教化而将之纳入政教秩序中，其性质可以和两汉五经博士制度相比观。
陕西师范大学牛敬飞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刘老师需多参考专门研究《尚书正义》和《左传正义》的专家从文本内部讲解差异变化的内容。仝老师的文章以“伯夷降典”为切口，对经学的礼法研究深有启发。郜老师文章中“四方”与“四海”的关系还应着重再加以梳理。张老师的文章应补充周公作为圣人的论述，理学的“致君尧舜”观可以再从历史角度补充一些材料。易老师的文章可能存在循环论证的感觉，对《孝经》的理解应重新审视其与相关材料的关系以避免片面。学者们对所报告内容进行热切探讨，第一分会场分组讨论第三场会议圆满结束。
第二分会场
第一场由北京师范大学华喆老师主持，中山大学李长春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复旦大学邓秉元老师发言题目为《古典政治学的基本架构及分野——以儒道墨法为中心》，邓老师提出法数、名实、势是古典政治学的基本架构，在这一架构下倡导公正的君权，颁布公平的法度，百官各司其职，处事合乎规律，是诸子学术的共同追求，但在实现各自政治理想的方式有所区别，如法家尊崇君主的绝对权力，重权术与严刑，以求富国强兵；黄老道家收敛君主权力，要求君主无为、守柔，保持对天道的敬畏，以实现人民万物自然的生长化育；而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则要求制约君主权力，要求君主实施仁政，道揆而法守，以实现对百姓的教化。
北京师范大学孟琢老师发言题目为《史官传统与学官传统：中国经学的双重起源》。孟琢老师提出了中国经学的“双重起源说”，指出中国经学的起源是史官传统与学官传统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在史官传统中，以《书》与《诗》为代表的经典文本不断编纂成型。而在学官传统中，六经在东周中后期成为教育重心。东周官学中的经典传习与文本解释积累了丰富的经学资源，形成了以称引经典为特点的政治话语体系。文本编纂、教学传承、义理提炼与政治运用构成了早期“经典化”的主要环节，这也是经学起源的基本过程。
中国政法大学吕明烜老师报告题目为《天道无言何以象：从雷公图到河洛书》，吕老师从对河图洛书认知态度入手，阐述了秦汉到宋明之间对天人关系的不同理解模式。在“授命”模式中，天人纠缠密切，如郑玄、何晏认为河图洛书就是上天在向圣人发出指令，授予圣人变革的合法性。在“效验”模式中，天仅呈报效果而不发号施令，如陆贾、公孙弘视河图为德政的积极反馈。北宋年间的“原理”模式，即天地主动显现自身规律，圣人领受并开启人文制作。如陈抟图出现，视河图洛书所载数理为圣人画卦稽象的基础。张栻的“回音”说则认为圣人制作的依凭来自内心，“河图洛书”只是圣心同于天心的呼应。从汉到宋明，人道逐渐挺立了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龙涌霖老师报告题目为《志于道：〈大学〉“格致诚正”的整体结构》，龙老师指出为理解《大学》古意，应参考《学记》中的周代贵族教育来看，《大学》不仅旨在修身，更指向平治天下的政教理想。“大学之道”关乎立志，首先要认准正确方向，于是需要“格物致知”，博学辨物以明先王之道；其次，志向要有持续的动力，故需“诚意”，即实有自发且源源不断的好善欲求， “意”是自发的好善欲求，具体指向平天下的政教理想；最后，将心志转化为行动，要求心灵可以决断、调动身体与情欲，故需“正心”使心居君位而发挥其主宰。《大学》中蕴涵一种古典的心灵哲学与行动哲学。
中山大学李长春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邓秉元老师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做出了系统性的重新论述，总结了先秦诸子分有共同的思想要素，又从术的层面对于法、儒、黄老做出了精到的区分。并就“法数—名实—势”是否是政治学本身的基础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孟琢老师视野宏大，观点新颖，史料翔实，论证精细，从文献学和社会机制的面向结合起来，比单纯从文献角度阐述更为丰富饱满。吕明烜老师以河图洛书为切入点，展现了从先秦到宋明诸学者对天人关系的处理，显示了整体上从神秘主义到理性主义的发展历程。龙涌霖老师讲《大学》八条目并非指向普遍德目，而是君子治国之道，立志是政治社会担当者的心志。
第二场由南京师范大学苏芃老师主持，中山大学仝广秀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黑龙江大学刘冬颖老师报告题目为《孔子经典诠释的思想与实践》，刘老师指出孔子通过“述而不作”的诠释立场和“足徵”的诠释原则，以及对经典诠释不懈实践，构建起经典阐释范式。孔子对“六经”的系统诠释，不仅揭示了《诗》之性情陶冶、《书》之政治智慧、《礼》之行为规训、《乐》之伦理内化、《易》之形上思辨、《春秋》之历史批判等差异化教育功能，更将经典文本转化为教化体系，在实践中推广礼仪与乐教，最终实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社会治理目标。
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老师报告题目为《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的新开展》，李长春老师讲述了孔子删述三代文献为“六经”所遵循的“好古”“雅言”等原则，将三代历史中野蛮残忍的事实隐去，将其中高尚的德性充实记录，立足于政教，完成了对三代历史的经典化和原理化。经典形成的过程就是在批判的历史的过程中，将政教理想灌注其间的过程，这是经史传统形成的关键。
日本埼玉大学西山尚志老师报告题目为《对白鸟库吉〈支那古传说之研究〉的批判及其背景》，探讨了白鸟库吉《支那古传说之研究》一文的社会背景及其引发的批评。西山老师指出，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后，出于对过度轻视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对迅速接受西方文化的警惕，日本社会兴起了“儒教复兴”的热潮。在这种氛围中，白鸟认为欧美文化传入后人们才开始区分传说与史实，借此表达对西方学术的尊崇，否定儒家所尊崇的尧、舜、禹的实际存在，认为三者是后世儒家创造出来的象征性人物。林泰辅、小柳司气太与内藤湖南都反对这一观点，对白鸟沉迷西方学术的表示不满，并对传统汉学做出了高度评价。
中国石油大学何大海老师报告题目为《谶纬学研究的现代化路径》，何老师提出研究谶纬可以补助阙疑，不仅可以帮助理解汉代的整体思想价值，而且有助于重塑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何老师指出谶纬涵盖的大一统精神，有振奋民族精神、证明华夏文明统一性中的价值；其中天下为公理念，有助于构建理想的政治秩序。谶纬涉及天官星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此外谶纬也和中医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联系密切。何老师通过诠释学的新研究路径，遵循现代诠释的方法与原则，建立了独特而有效的诠释策略。
社科院大学唐涵博士报告题目为《激荡时代中礼学家张锡恭先生的治学经世意向》，介绍了晚晴礼学大家张锡恭先生在学术上毕生致力于三礼研究，并且在激荡的时代格局中用以礼应变，不断更新礼学思想与调整治礼重心的的一生。张锡恭青年时期求学于南菁书院，逐步确立了义理、典礼兼习的研究方向。后受到张之洞影响，以“中体西用”思想执教于两湖书院。在学术上张锡恭因革损益，使《大清通礼》能够在继承与变革中得到调整。在实践上则关注礼在民间的普及与施用。
仝广秀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刘冬颖老师从原则到实践等多个角度，全面展示了孔子对经典的诠释与践行，尤其对乐教在当代的推广与展开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讨论。西山老师描述了白鸟库吉视尧、舜、禹形象为虚构的观点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展现了诸多学者对其观点的反驳与批判，但仝老师认为白鸟将尧、舜、禹的形象与天、地、人相对应不失为一种精妙的阐释，并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李长春老师深入地反思了经史传统，仝广秀老师指出，汉代经学已经形成了精密的系统，经过佛教传入的冲击，在魏晋到宋代转出了新经学，恰似当今中国哲学面临西方哲学的刺激，两位老师就应如何面对西学，转出新的中国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的建构展开了探讨。何大海老师从谶纬学中抽象出了民族认同感与科学之精神，对谶纬学做出了充分的现代性诠释，与孔子、子夏对《周易》的转化十分相似。唐涵博士对张锡恭先生的礼学耕耘与实践做出了细致展开，对于其礼学研究的现代意义还可以进一步深入。
第三场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常达老师主持，日本埼玉大学西山尚志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台湾政治大学古育安老师发言题目为《〈逸周书〉三〈训〉的“耻”观念及相关问题再探》，探讨了《逸周书》中《度训》《命训》《常训》三篇中的“耻”观念，古育安老师指出在儒家思想中，“耻”是一种道德自觉的意识，即对不合道德规范的行为感到羞耻而有所不为。三《训》的“耻”有两种内涵，一种是顺民之“好恶”，依照自己的本能养成的“好恶无度”的耻；一种是节民之“好恶”，透过礼与赏罚等外在教化养成的“好恶有度”之耻。第一种“耻”应受到规范以符合中道的自然之性，第二种“耻”则是可以“生德”“乐义”的道德情感。
扬州大学秦力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先秦文献中的“说”与〈书》誓体源流》，秦力老师通过对先秦文献中“说”与“誓”的混用、通假及二者在使用中的词性、强弱程度分析，指出最初“说”虽表示文体范畴，但并非指叙述性故事之说体，而是指古誓体。誓体起初以基于祷神之誓为主要类型，其后逐渐发展出悔过之誓、战争之誓、政令之誓、盟约之誓以及一般约誓等类型。先秦文献中“说”可通“誓”，表祷神、悔过、盟约等，不表战争之誓与政令之誓。但今传本《尚书》誓体则绝大多数为战争之誓，这种现象与“誓”“说”职能分化，“说”逐渐专门指称叙述体故事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
华中科技大学白发红老师的报告题目是《皇帝王霸之辨：论〈尚书〉的思想结构》，白发红老师指出《尚书》把从帝尧至秦穆公的历史处理为依次衰落的皇、帝、王、霸四个阶段，并总结为四种政教类型。皇道略优于帝道，但因其无为质朴的特征无法垂范后世，其政教经验仅保留在《尧典》之中。帝道与王道均为《尚书》推崇的政教理想，以禅让制为核心的帝道高于世袭的三代王道，但公天下理念仍为两者共享。霸道则是王道衰落的产物，其积极意义在于对王道秩序的维系或恢复。然而，随着《秦誓》中霸者秦穆公的登场，一种不再关注王道的霸道类型产生，从此王道彻底失落，经典中的文明历史也就退变为现实的政治历史。
天津社会科学院李杨老师报告题目为《王霸之辩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表达》，李扬老师从当代中国崛起的现代需求出发，追溯了王道与霸道的基本内涵与源起，考察了王道与霸道的作用机制与政治理想，指出王霸之辨是一种对国家治理、政治手段与政治伦理的深刻探索。当今重新审视王道与霸道，应兼取仁政与权谋，兼重软实力与硬实力，以应对激荡时局所带来的挑战。
董正国老师分享的题目是《东方哲学之河：涡河两岸道家哲学思想与文化资源》，介绍了涡河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并从“以酒显道，以味入道”等角度分享了酒文化哲学。
西山尚志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古育安老师将《逸周书》中的“耻”观念置入春秋时期的语言系统中进行深入的分析，对于考察《逸周书》的成书年代问题十分有意义。秦力老师全面分析了先秦文献中“说”与“誓”的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对深入理解先秦文献很有帮助。白发红老师对皇、帝、王、霸诸阶段进行系统得分析与阐述，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李扬老师从思想史和现实关怀的角度出发，追溯了王道与霸道发展脉络，视野开阔，即有扎实的文献根基又有强烈的当代关照。最后感谢董正国老师对于涡河两岸人文历史的精彩介绍。
第三分会场
第三分会场共开展了三场会议。
第一场由同济大学谷继明老师主持，台湾中兴大学林淑贞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报告。
中山大学陈畅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诚”的诠释论争及其政教义蕴——论明代〈中庸〉学的一个核心议题》。陈老师认为，关于“诚”的诠释论争是明代《中庸》学的核心议题，论争涉及的内容包括工夫方法、本体秩序以及政教路径等，集中展现了理学与心学在明代的冲突与交融。而基于王阳明对“至诚前知”的诠释，可以进一步分析明代《中庸》学论争中的形上学意蕴和政教意义。
南开大学卢兴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经典诠释与义理论辨——中韩“无极太极之辩”比较论析》。卢老师认为，朱陆“无极而太极”之争包括五个基本问题：《图说》的来源及真伪、“无极”的必要性、“极”字的训诂、阴阳的归属以及圣学异端之判准。而朝鲜学者曹汉辅与李彦迪则进一步讨论了文本阐释、思维方式、境界追求诸问题，这是朱陆之争的深化。两场论辩都旨在捍卫儒家道统的纯正性，拒斥佛老思想的掺杂。
厦门大学李璐楠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明宗与辨异：李材对何为儒学的思考》。李老师认为，晚明时三教混杂，致使学术思想与社会意识发生严重的迷离和衰颓。李材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了“止修之学”，从根源上厘清三教之间的分界，重塑儒家的精神价值。李材提出的“止修之学”具有三重意义：回应心学流弊、严明儒释之辨以及重思心性与秩序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宫志翀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理学的“仁孝一本”论——以〈西铭〉阐释为中心》。宫老师以《西铭》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西铭》的存在论类比、“事亲之孝”与“事天之仁”的贯通，以及“理一分殊”、“仁体孝用”诸问题。宫老师澄清了“一本”“二本”的含义，进而在理学已有论述基础上，以“一本”论融贯仁孝关系，说明了“仁孝一本”论何以成立。
天津社会科学院安鹏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此语必夫子所造”——张载对北宋疑经思潮的回应及其思想意义》。安老师认为，在《横渠易说》中，张载多次强调《系辞》《序卦》出自孔子之手，意在驳正欧阳修的疑经思想。张载以圣人言辞的特质化解欧阳修的质疑。在他的理解中，孔子的制作是将天地之义理完整转译成一套言辞系统，并为人间制法，使得“政”“教”双双成立。
林淑贞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本场报告的内容主要聚焦于宋代、明代和中韩比较研究。陈畅老师的文章梳理了明代学者对“诚”的诠释，并进而讨论其形而上学与政教意义，富有启发性；卢兴老师的文章条理清晰，结构平稳。分别从中国朱陆之辩，韩国朱陆之辩以及中韩异同三个部分展开。该文重点清晰，纲举目张；李璐楠老师的文章轴线非常清楚。正学与异端之辨是每个传统都面临的问题，李老师的文章以李材为中心，对于儒学的自我定位很有意义；宫志翀老师已经对“人为天生”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对先秦和宋明两个时段皆有涉及，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补充魏晋哲学家对“仁孝关系”的讨论；安鹏老师的文章写得很好。关于六经的神圣化与经典化，可以进一步补充现代学者以及安老师自己的理解。
第三分会场分组讨论第二场由南开大学卢兴老师主持，南开大学廖娟老师评议，共六位学者报告。
台湾中兴大学林淑贞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从传统面向现代教育的省思与变革》。针对如何建构理想学习历程，林老师提出了几个突破性的重点：核心素养、自学能力、适性扬才。此外，围绕台湾教育，林老师分别从多元实验学校、企业与宗教办学、私人讲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传统德治教育要在现代发挥意义，应当坚持学科多元跨域融全、知识与能力相济、品德与学科并重。
重庆大学闫云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政学关系视域下的王安石废弃《春秋》学之公案——兼论宋儒以〈春秋〉学批判王安石之多维展开》。王安石以《春秋》为“断烂朝报”，致使宋代《春秋》学的发展受到抑制，这是宋代学术的著名公案。而道学学者则以《春秋》学批判新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以争夺正统地位，并通过表彰《春秋》经义，对新法体制进行拨乱反正，倡导以心性为本位的政治思想。
南开大学单虹泽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张载〈诗经〉学中的政治思想及其性理结构》。单老师认为，张载的《诗经》表达了“以诗改制”的思想，将诗教视为实现“封建”制度的重要渠道。张载继承秦汉以来的诗教传统，并将理学的性理结构寓于其中，展开为一条以诗礼之学变化气质的内在进路。张载的“三代”构想经历了一个由外向内的转变，即从侧重“封建”的政治共同体转变为侧重“民胞物与”的道德共同体。
天津社会科学院关欣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学以持世教之谓儒”——刘宗周的经世理想与学术品格》。关老师聚焦刘宗周“学以持世教”的经世理想，考察了刘宗周的认识论建构、“证人会”的创立、社约的制定以及《人谱杂记》经史互证的道德叙事范式。这反映出刘宗周的学术具备重实行、合内外、融经史的务实精神，旨在矫正空疏流弊，统合个体修养与社会责任，重构社会道德秩序。
首都师范大学黄永其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论程朱理学三代叙事中的孔子形象——以程朱对“孔子贤于尧舜”说的诠释为中心》。黄老师认为，在程朱理学的三代叙事中，孔子与二帝三王虽然都是道统的传承者，但二者间仍存在张力。关于“孔子贤于尧舜”，程朱展现出两种理解方式：一是孔子的圣性与尧舜无二，但其事功贤于尧舜；二是孔子之事功与圣性皆贤于二帝三王。
天津社会科学院杨莉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善与至善：两种儒家善观念的辨析》。杨老师认为，儒学中存在“善”与“至善”两个概念，其使用语境不同，不应混用。关于这两种“善”观念，比较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孟子》的“可欲之为善”和《大学》的“止于至善”。通过对“善”与“至善”的梳理和辨析，杨老师揭示了两个概念之间所构成的互动结构。
廖娟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林淑贞老师全面而精确地梳理了传统教育历代的发展，并分享了在新的教育形势下，台湾地区现代教育的新面向；闫云老师的文章功力深厚，论述清晰，是一个较新的研究；单虹泽老师的文章视角新颖有趣。唯一遗憾的是，虽然文章讲的是张载的《诗经》学，但仍有很多内容属于张载的理学；关欣老师围绕刘宗周的经世之学，视角特别，逻辑论证严密，实现了个体心性修养与社会道德秩序内外两面的统合；黄永其老师的选题有趣，想法大胆新锐。黄老师从《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发现一道统论述，将孔子与别的圣王区分开来，是很具体又很新的观点，视角细微，难能可贵；杨莉老师的文章扎实，视角宏大，论述细致，非常具有启发性。杨老师对“可欲之谓善”的辨析非常出色，从“可欲之谓善”到“止于至善”的论述及二者的互动，亦是一条很好的路径。
第三分会场分组讨论第三场由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晓璇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报告。
暨南大学李旭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从“理道”到“师道”：汉宋礼学的中唐转轴》。李老师认为，汉人承周秦之变，历经西汉、新莽、东汉前期之政治文化探索。基于此，《汉书·食货志》提出了“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的古制图景。而宋代则“以教导致”，同汉学的“以政立教”传统呈现出政、教二端往复鼓荡之势。李老师认为，从杜佑的“理道”到韩愈的“师道”，可谓汉宋礼学的中唐转轴。
曲阜师范大学张帅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皇侃礼学研究》。张老师通过考证《隋书・经籍志》，指出孔颖达《礼记正义》主要以皇侃《礼记义疏》为本，而皇疏在义疏体框架下多有违背郑注之处。与北朝及唐代“疏不破注” 的《三礼》义疏不同，皇侃《礼记义疏》为代表的《三礼》义疏则多“疏亦破注”。此外，张老师还分述了皇侃《礼记义疏》诠释体例的的特点。
山东大学陈超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经学与解义：试论儒佛论衡文献注释与解读的经学基础》。陈老师认为，三教关系是理解东晋以降思想的重要线索，以《弘明集》为代表的论衡文献总集是理解三教关系的基础。相较于经史文本，《弘明集·喻道论》等六朝儒佛论衡在“隶事”时更重取材“经、传、注、疏”，且截句、集句等用典方法增加了识读难度。因此，注释解义需以古典经学观念为基础，以克服现代经史观念的阻滞。
南开大学迟帅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中国文化伦理的双重导向：从韦伯的宗教分类学看儒佛互补》。迟老师认为，韦伯强调原始佛教的独特性，与他在宗教态度上的否定世界与救赎的观点相一致，但他未能将这些主题与中国佛教联系起来。基于以缘分为代表的儒佛关系分析，迟老师意在说明佛教与儒家在世界观与生活方式上的相互作用，并揭示出中国文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张力。
李晓璇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本场报告的内容可分为两组：一是经学研究，一是儒佛相关研究。李旭老师的研究宏大精深，从欧阳修的政治与教化讲起，通过政与教的区分，在时间上归结到《汉书·食货志》，并论述了“以政立教”到朱子“以教导政”的转化；张帅老师的文章对《礼记义疏》做了全面的总结，详细地分析了黄侃的解经方法，得出的结论很具创新性；陈超老师的文章为《弘明集》寻找了经学来源，以往的研究者遇到问题时通常将出处归结到经的层面，未注意到注者是注疏传统下进行的解读。陈老师的文章使得现有研究更加丰富立体，给人启发的意义；迟帅老师的文章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一般的儒学研究者将韦伯当作批评对象，但迟老师将韦伯放置在宗教文化谱系中来理解。迟老师的文章用田野的感受，用缘分观念的认识来看待中国佛教与儒家的相互影响的过程，破除了韦伯的宗教分类。
第四分会场
第四分会场共开展了三场讨论。
第一场讨论由重庆大学冯茜老师主持，黑龙江大学刘冬颖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作了报告。
香港中文大学张锦少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学问之途亦与人事一辙”——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撰作成因刍议》。张老师从两个维度对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撰作的成因与经过展开了考辨：一是置诸清代经学的内在发展理路呈现其由古文向今文的回归；二是探析此书与王氏晚年所处政治环境的互动关系，体现了时代与学术的绾合。他最后指出，通过重建今文学和经世的现实要求，王先谦经学研究中的“复古”其本质寓含了现代性的基因。
扬州大学郭院林老师的报告《郑玄笺〈诗〉物象伦理化特色研究》考察了郑笺在笺注《诗经》中的物象意义时，将自然物象赋予社会的、人类的伦理意义的特征。郭老师指出，《郑笺》物象伦理化的主要内容是揭示物象与人伦的关系；其阐释的方式是基于物象特征和情境进行引申，然其中也不乏生硬的联系；这种阐释形成的原因在于：对比兴手法的过度引申、礼学观念的成见，以及对《诗序》与《毛传》观点的沿袭。最终，这种阐释会导致对诗歌作为文学特性的压制与消解。
北京大学李霖老师的报告《重审〈三礼注〉与〈毛诗〉之关系：以〈仪礼注〉为中心》旨在对郑玄《三礼注》与《毛诗》之间的关系进行重审。《仪礼注》是郑玄《礼注》参考《毛诗》的最好证据：一方面，《仪礼注》言诗旨多与《毛诗》序高度吻合，而罕与三家《诗》遗文接近；另一方面，尽管《仪礼注》与《毛诗序》存在差异，但这些多可在《仪礼》的具体情境中得到合理解释。基于此，可以驳斥“郑玄注《礼》时未见《毛诗》，用三家《诗》注《礼》”的常见说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培老师的报告《“〈毛传〉本于荀卿说”的形成与接受及其经学史意义》指出，“《毛传》本于荀卿”说的出现应结合东汉以来古文逐渐隆盛的背景来分析，如此才能理解古文学者将荀子放入《毛诗》早期授受系统的原因，以及这种明显具有矛盾的讲法为何可以被长期接受。“《毛传》本于荀卿”说的出现缘于古文实力的增长客观上需要重构自身授受的合法性，而荀子在儒学传承中的核心地位则恰好满足了这种需要。
中央民族大学高隽老师的报告《邵瑞彭〈齐诗钤〉论“四始五际”与二〈雅〉诗篇值岁》首先简要介绍了邵瑞彭的生平与其著作《齐诗钤》的内容，进而详细论述了该书对《齐诗》学中历数推演的研究与复原。邵瑞彭以“四始”“五际”说作为出发点，对《诗经》二《雅》的所有诗篇进行重新的篇第推排和值岁推排，构建起一个复杂的《齐诗》学体系，同时也暴露出以篇第值岁推排之法研究汉代《齐诗》学的一些缺点和弊病。
黑龙江大学刘冬颖老师的评议认为本场报告有三大特色：文献深耕扎实、问题意识鲜明、阐释视角新颖。在具体的评议中，她又指出：张锦少老师结合历史考据与文本细读，不仅揭示清代朴学与宋学的精神关系，更触及了学术与时代语境的共生关系；郭院林老师的报告既有宏观的概括，也有具体案例的分析，对于与《周易》“观物取象”传统的对照颇有启发；李霖老师以《仪礼注》为中心重审郑玄经注体系，是对经学史中非常重要的解释策略的问题的思考；赵培老师通过剖析“《毛传》本于荀卿”说的形成与接受过程，解构了经学史上“师承谱系”的话语建构本质；高隽老师的报告重现了《齐诗》学以历法释诗的政治预言传统，此后或可结合其它文献，验证此种诗学与殷周巫史文化的渊源。
第二场讨论由复旦大学邓秉元老师主持，北京大学张学谦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作了报告。
同济大学谷继明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南朝易学的玄理建构：以周弘正为例》，他首先指出，《周易》在南朝既是五经之首，又是三玄之一，是沟通经学与玄学的桥梁。而周弘正作为当时在易学界和玄学界都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正适合当作南朝《周易》研究的典型。谷老师继而又重点分析了周弘正《周易讲疏》中的重要观点，揭示了他与佛道的融合，既沟通三教，又串讲三玄的特征。
湖南大学陈岘老师的报告《河图洛书的诠释转型与意涵演变》首先考察了河图洛书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意象在先秦经典中的出现，以及它在汉唐期间诠释意义的转型，尤其是此时“河图-八卦”“洛书-九畴”范式的构建；之后他又着重分析了宋代学者刘牧和朱子重构河洛模式的思想史转型意义，尤其是在赋予“象数”以新意涵基础上对河图洛书文明源起意象的重建，是河图洛书学史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重要问题。
北京大学张照老师的报告《朱熹易卦生成模式考辨》指出，尽管朱熹反复强调，他在《周易本义》与《易学启蒙》中用来解释易卦生成的“加一倍法”，是承袭前人，尤其是邵雍的思想，但是经过仔细的剖析，朱熹的卦画生成学说既有大异于易卦生成传统的部分，也并不完全忠实邵雍易学的面貌。加一倍法较之于传统的画卦方式所呈现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源于朱熹对太极即理这一命题的贯彻。
北京大学陈贺老师的报告《有方与无体——龚原〈周易新讲义〉的哲学思想》是对王安石新学派的门人龚原《周易新讲义》的研究。他指出，该书体现了新学解《易》的特色，龚原秉持气论的宇宙观，认为道存在“有”“无”两面，不可偏废：“无”表现为道之无方所、无限定的特点，“有”则表现为事物本然的秩序。龚原用“神”“易”“命”“道”作为易学的最高概念，深化了北宋本体论的深度。
北京大学张学谦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谷继明老师基于残存文献和代表性人物来定位某一时期的易学风尚的研究路径非常合理，接下来又对章句和科段之间的差异向谷老师提出了问题；陈岘老师的文章对先秦以至宋代河图洛书意义的演变做了长线索梳理，对学术史的建构很有意义；张照老师的研究对于易卦生成模式的解释研究非常清晰，与陈老师和谷老师的研究都有共通之处；陈贺老师的文章从王安石新学派的整体角度出发，来定位龚原的《周易新讲义》，这对于了解北宋王学的整体观点非常重要。
第三场讨论由厦门大学李璐楠老师主持，中国政法大学吕明烜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作了报告。
天津社会科学院李会富老师的报告《〈孟子〉解读的辞章进路——以王又朴〈孟子读法〉为例》以清代桐城派学者王又朴所作《孟子读法》为范例，论述了其从文章结构、表达方法等多个方面对《孟子》各章进行的深入细致的评点赏析，李老师认为，这种在义理、考据两条进路之外的辞章解读的进路值得我们注意。基于此，当代孟子学研究或应该开展孟子辞章学的研究，推进孟子学的多向发展。
武汉大学黄燕强老师的报告《明清之际经子关系论与启蒙思潮》以启蒙思潮的兴起为视角讨论明清之际的经子关系研究：一是伴随汉宋之争而发生的经学与理学之辨；二是因解构宋明道统论，进而取消“四书”的圣经名义；三是由考据学家的“以子证经”和“以子释经”，使先秦诸子典籍的材料性价值得到认同，促成经子之学由对立而转变为互证互动的关系。
清华大学刘晓婷老师的报告《从心性到礼教：论王夫之〈中庸〉诠释的礼学关怀》揭示了王夫之《中庸》诠释对阳明学的反动。王夫之将《中庸》放回《礼记》系统中，通过中庸体用结构及其内涵的重新诠释，建立起性道与礼教之间的本体关联，在心性之学中为王道政教辟出一条道路。王夫之所作的诠释转变实际上是针对于传统理学将《中庸》作为心性论文本的做法，而在思想理路上所要求的《中庸》向礼学的转向。
天津社会科学院黄卉老师的报告《经典诠释的范式重构与理论创新——以明代〈大学〉改本为中心的考察》聚焦于明代诸儒围绕《大学》改本展开的多维度诠释互动，揭示文本考订与义理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分析这种经典重构现象如何成为明代理学创新的重要途径，并深入探讨改本活动背后学术思想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张力，以期对儒家经典诠释学的理论范式提供新的思考维度。
安徽大学杨哲老师的报告《循礼达道：乾嘉皖派的义理反思与重构》以皖派学者戴震、程瑶田、凌廷堪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其“循礼达道”的思想，揭示出了皖派学者如何以本然、自然与必然相合的一元人性论结构为起点，从性之来源、性之实体、性之实践三方面发掘尽性知物的达道路径，最终形成“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的思想共识。
中国政法大学吕明烜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李会富老师强调了以往孟子研究中所常被忽视的一面，启发了文史哲交互关系的讨论；黄燕强老师为我们回顾了经子关系的重大议题，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刘晓婷老师的文章是对经学理学关系和四书还原的聚焦性研究，其中将王阳明定位为对王道政教的摧毁还可以进一步考虑；黄卉老师以一种系统而整饬的研究为我们回顾了《大学》文本演变的过程，并触及了经典诠释中本义与新诠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杨哲老师揭示了皖派的礼学传统有着清晰的脉络，对于杨老师指出皖派的遗憾在于缺乏形而上的论证这一点上，或许还可以进一步地讨论。
第五分会场
第五分会场共举行了三场会议报告。
第一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丰老师主持，台湾政治大学郑雯馨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台湾成功大学林素娟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礼记〉中“兴”的思想内涵与礼的精神探析》。林老师系统考察了《礼记》中“兴”的用例，揭示其从宗教仪式向人文礼制的转化逻辑，通过分析“兴”在仪式起始、德行教化、乐语教育及象征等维度的功能，论证“兴”是连接古宗教诗乐舞与先秦儒家情志修养的关键。林老师指出，“兴”之礼义内核，在祭祀、外交、政事、为学、教化等方面均有关键地位。
复旦大学徐渊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论小宗的成立及庶支的从祭义务》。徐老师从作为士的小宗宗子立庙的视角入手，结合对庙制的重加申述，分析小宗宗子的立庙权决定其祭祀主体性，庶支宗子对嫡系小宗需履行从祭义务，嫡子对庶子的宗支没有从祭的义务，符合宗法制度所确立的“尊尊”精神。徐老师通过宗法图示与丧服制度互证，从丧服及庙祭制度两方面，说明周代宗法制的结构。
重庆大学黄铭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亲亲、尊尊与养恩：论同母异父昆弟的服制原理》。黄老师聚焦服制问题，批判性检验“从服母党”说、“继父推定”说、“无服”说之服制的经说，并证成郑玄“亲者属”说为最优解。黄老师以同母异父昆弟的服制问题为切入点，进一步详细阐释了庙制和丧服如何体现家族内部的伦理关系，探讨了儒家对亲情、尊长与义务的理解。
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报告的题目为《“阴阳鬼神”思想与古代婚礼的伦理建构及文化意涵——以〈仪礼·士昏礼〉为中心》。陈老师围绕“阴阳鬼神”思想如何渗透到古代婚礼仪式中，并探讨了“阴阳鬼神”思想对儒家伦理与文化的塑造作用。陈老师以《士昏礼》为轴心，揭示了古代婚礼中对“阴阳”和“鬼神”的依赖，及其如何帮助建构一种符合宗法伦理和天地秩序的婚姻观。
郑州大学王勇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仪礼〉用鼎制度考论》。由于秦汉之后，鼎的原初意义和功能逐渐被遮蔽，王勇老师动态还原鼎在典礼中的空间移位与操作仪节，通过对不同祭仪中鼎的位置与功能分析，指出鼎的仪式性功能逐渐超越了实用性，然而其仪式性应用也日渐式微，更多在文化上具有重要性和代表性，鼎的使用体现了礼仪中的尊卑等级，成为古代祭祀中权力与秩序的象征。
台湾政治大学郑雯馨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林素娟老师阐释作为礼仪及动作之起始的“兴”借由能动性进入道德伦理、乐教，能够效天地、通神明，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之作。其中，兴以譬喻为重要为学方法的想法值得继续思考。徐渊老师深入浅出地将小宗宗法可视化、图像化，但以小宗为对象具有相对性，对于大宗的看法或可进一步体现。黄铭老师对于同母异父兄弟的服制问题分析逻辑严密，有助于推进先行研究，但或需注意关于母子一体、父子一体的类推界限问题。陈绪波老师从阴阳鬼神脉络探入，文章完成度极高，十分精彩，但关于“女主内”的禁锢问题，或许可以与欧洲贵族社会时期的不同阶层思维角度进行对比分析。王勇老师从文化演变角度考察用鼎制度，对行礼过程加以论证，可谓环环相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第二场由中国政法大学郜喆老师主持，台湾成功大学林素娟老师评议，共六位学者做了报告。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胡明辉老师报告的题目为The Unfinished Cosmopolis: An Inquiry into Dai Zhen’sKaogongji Tu考工記圖（Illustration of The Artificers’ Record）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胡老师剖析戴震《考工记图》的历史意义与哲学蓝图，对古代习俗进行图解和量化，整合传统考据与西方制图学的困境，并与戴震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治理理念相结合，论证戴震未完成的“理想城邦”所映射的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中科学理性与传统宇宙论的问题，为反思中西知识范式碰撞提供典型个案。
北京师范大学华喆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戴震“吾以晓征为第二人”新解》。华老师结合戴震与钱大昕的公案，以及乾嘉学派背景，辨析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所引发的“吾以晓征为第二人”评价的深层意涵。华老师表示，围绕这一语境下第一人和第二人的人选问题，体现出汉学一派“信而好古”与戴震一脉“实事求是”的不同学术取径，对重估乾嘉学术谱系具有关键意义。
台湾政治大学郑雯馨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从朱子学谈方苞礼学的史观及其应用》。郑老师以《礼记析疑》为中心，从程朱学的脉络观察方苞衡量历史发展的标准及其在礼学诠释中的表现，阐释方苞“以义法统礼”的学术体系，探讨王莽、刘歆伪篡说所具有的意义。郑老师指出，方苞礼学不仅体现了是非正义的卫道理念，也是在综合理学、礼学、史学的基础上，对古代文化演变的整体评价。
北京大学郜同麟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新见张锡恭遗稿五种概述》。在私人藏家所藏清末稿本中，发现了一批张锡恭遗稿。郜老师对新发现的张锡恭遗稿进行了系统概述，深入探讨了这些遗稿在古文献学、历史学和礼制研究中的价值。郜老师指出，张锡恭新见遗稿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可待深入的研究资料，尤其在古代礼仪和儒家经典注释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北京大学陈姿桦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春秋〉仁义兼治——论孔广森〈春秋〉学中的天下治法》。陈老师认为，孔广森思想中的仁义皆本于人情，三世治法因人情而设。因此，孔氏“三科九旨”特设“人情科”，注重发掘《春秋》之礼与世道治乱之间的联动潜化，使得“天道”“王法”诸旨能够真切落实到人伦日常之中，其所设“人情科”和“仁义兼治”思想皆可视为对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延续。
安徽大学王献松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论程瑶田的宗法学》。王老师聚焦程瑶田《宗法小记》，认为其中建构了一套完备的宗法制度，由此出发可阐发程瑶田“大宗法”的理论创见。王老师对程瑶田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程氏以“继别为宗”统摄庙制、丧服、姓氏，提出“宗之道兄道也”的伦理内核。其说调和《仪礼》《礼记》矛盾，确立宗族为儒家伦理载体，堪称清代宗法研究的典范之作。
台湾成功大学林素娟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胡明辉老师对戴震《考工记图》的考察十分新颖独到，在具体论述中，或许可以加入“数”背后神圣世界的对应关系等内容。华喆老师通过语境还原，重思戴震形象，以书札为重要依据，从不同侧面进行研究，是鲜活的研究方法。郑雯馨老师考察严谨细腻，但在论文叙述中，方苞仿佛生活在礼与人欲两个世界，因此，二元状态下如何判断何为天理以及如何考虑“时”的问题，或可在文章中更清晰地体现出来。郜同麟老师对遗稿概述详细周密，对于了解张锡恭著作的成熟过程有很大的价值。陈姿桦老师论述孔广森“仁义兼治”思想，但恩情与仁义的关系，以及为何从义开讲，或许有特别考量。王献松老师论据翔实，但谈及宗法却未从天子诸侯开始讲，或许需要加以说明。另外，王老师将程瑶田宗法学的核心思想概括为“宗者兄道”，与《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中存在的父子关系存在张力。
第三场由重庆大学黄铭老师主持，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南开大学廖娟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当经学遭遇西学——兼论石井刚教授〈戴震与中国近代哲学〉》。廖老师从近代以来经学与西学的关系入手，讨论经学方法论问题，认为对西学的接纳，凸显了清学在知识上和方法上的价值。廖老师从“刺幽王”与“刺厉王”的分歧出发，论述了石井刚教授重视戴震突出的西学思考能力，并将戴震哲学归纳为西学思考与经学信仰并存。
安徽大学杨青华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经筵进讲与清廷的“君师合一”论》。杨老师分析了清代经筵仪式如何建构帝王“道统代言人”身份，论述清廷以“君师合一”自证圣王，揭示了“君师合一”的积极方面是实现了“道统”与“治统”的统一，对所谓的康乾盛世的出现起过积极作用，但将理学话语收编为统治意识形态，成为文化专制工具，反映了权力与知识的共谋关系。
北京体育大学时婧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俞樾的春秋观对章太炎早期春秋左传学影响考辨》。时老师从俞樾、章太炎师徒二人的春秋学观念出发，论证了俞樾对章太炎的重要影响，以及章太炎对师说的反思。俞樾春秋学以《公羊》为核心，章太炎早期承俞樾之学，并兼采三传，秉持实事求是精神，不为公羊学所囿，力驳刘逢禄“《左氏》不传《春秋》”之说，在论辩中渐成其独特的古文经学体系。
华侨大学郭征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王船山的天下观探析》。郭老师以“天下”为核心问题，阐释王夫之“天下非一姓之私”的共同体理论。郭老师认为，王夫之的天下观突破华夷之辨，将“天下”的大小以及天下观念所蕴含的文明秩序与具体的地理空间明确联系起来，使得天下观与华夏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构成王夫之天下观的独特之处。
重庆大学王淇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论永久和平：陈焕章的天下主义》。王老师对陈焕章《孔教经世法》做出检讨，从主权观念、不纯臣原则、均势主义三个方面，对陈焕章的理论进行了梳理。陈焕章《孔教经世法》创造性转化了传统天下观，王老师据此阐释了春秋学如何开出国际秩序，并指出无论是陈焕章对儒家永久和平思想的探索，还是其独特的治学路径，均对当下具有重要参照价值。
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廖娟老师考量清学范式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认为经学的权威性一定程度上依靠经典的稳定性，但廖老师突出经典的流动性，这种张力或可进一步阐发。杨青华老师的文章有两方面创获，一是证明“君师合一”不仅有帝王的推动，也有儒者的主动迎合；二是对“君师合一”推进社会繁荣也有正面评价。在对道统、治统合一的探讨中，或可结合宋明思想进一步推敲。时婧老师论证了俞樾对章太炎早期思想的重要影响，对同异问题有着深刻见解，但“异”的方面或可再加以呈现。郭征老师特别提到了王夫之认为不能把九州之外的夷狄纳入天下的范畴，仍有很大的论述空间。王淇老师从主权观念、不纯臣原则、均势主义三个方面展开探讨对陈焕章的天下主义，这三个方面是否有紧密的勾连，或可有更充分的论证。
第六分会场
第六分会场共举行了两场会议报告。
第一场会议由北京大学吴国武老师主持，日本埼玉大学西山尚志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山东大学冯渝杰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大孝通神：东汉孝观念的神化与基层信仰秩序》。冯老师指出，东汉时期，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及谶纬神学推动了孝观念在社会实践中的神秘化。地方太守作为朝廷与民间的纽带，其与孝妇的互动记载体现了“良吏”与“孝子”的身份互构模式。受“孝通神明”信仰的影响，孝子孝妇被视为能感应鬼神、护佑乡里的神圣存在，其形象被广泛刻绘于墓葬和祠堂中，构成时人死后世界观的重要部分。同时，《孝经》被赋予神力，被认为可驱鬼辟邪、镇压叛乱，研习经典的经生亦受尊崇。这些现象从地方教化、知识实践及信仰竞争等维度，共同揭示了东汉孝观念的神化路径及其反映的基层信仰秩序。
中国人民大学王尔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贤者之智与民之智：王充对“素相”的诠释》。王老师指出，王充在《论衡》中重构“智”的认知体系，提出“智”源于禀赋“五常之气”，通过“知性”基础与“心”的思辨协同实现认知。王充强调“心”需后天训练才能破除虚妄，形成“气—知—心”的三元智力结构。基于此，王充创造“素相”概念，指代无位而具相才的贤者，其核心使命是以“论”体著作实施“疾虚妄”实践——运用逻辑质疑、假设检验、解释重建三法辨析真伪，启蒙民智。这一理论将“智”从道德附庸提升为独立力量，既要求贤者以智化民，也强调民众可经理性训练摆脱蒙昧，最终抗衡汉代的神学化儒学，推动儒学回归人本理性。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常达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兴灭继绝”与“存二王后”：汉儒论政治体存续的两种方式》。常老师指出，汉儒提出“兴灭继绝”与“存二王后”作为处理前朝遗存的核心政治原则。“兴灭继绝”针对被无理覆灭的诸侯之国与大夫之家，新受命之王需复兴其国、延续其祀，体现拨乱反正的“颠覆—重塑”逻辑，其前提是“非理灭之”与“新王兴起”。“存二王后”则专用于前代天子王朝，新王须以客礼优待其后裔，准其行旧制礼乐，此过程无需“非理”前提，仅需新王受命，体现“尊重—延续”逻辑。二者的本质差异源于“君—国”与“天子—天下”的结构之别，两者共同彰显“天命非独一姓”的公天下理念，维系新朝政治正当性。
华南师范大学雷天籁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汤武革命与董仲舒的文质论历史观的建立》。雷老师指出，董仲舒针对汉代关于汤武革命的合法性争议，以文质循环史观重构政权更迭逻辑。他超越先秦“诛一夫”与“弑君”的道德困境以及韩非的相对主义质疑，提出“一文一质”的天道循环模式：一方面以“改制”概念将革命解释为顺应天时的制度调适，在公共时间中建立历史共识；另一方面以“大一统”统合多元标准，通过“正始”确立政教开端，将偶然事件纳入天命的必然性框架。由此，汤武革命被转化为天道运行的自然结果，既消解了君主对天命转移的焦虑，又规避了僵化道德评判的风险，为政权合法性奠定时间性与教化性双重基础，奠定了传统正统论的理论核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禹彤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董仲舒视域下的黄老之“道”与孔子之“元”》。刘老师聚焦于汉武帝时期思想转型的关键节点，揭示董仲舒在此重要节点上扮演的核心角色，认为其贡献尤在于对《春秋》“元”概念的深刻阐释。董仲舒突破汉初将“元”仅视为时间起点的理解，将其提升至宇宙本原的高度，使之可与《易》之“太极”并列，并直接与黄老道家尊崇的“道”分庭抗礼。董仲舒通过构建以“元”为核心的“五始”思想体系，将宇宙秩序与政治秩序紧密关联，强调刚健有为的创生性，有力回应了汉初黄老“虚无为本”“因循为用”的政治哲学，为汉代确立了新的经学政治理论基础，推动了从黄老到儒学的根本转向。
日本埼玉大学西山尚志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冯老师以丰富史料探讨东汉孝观念的神化过程，揭示孝德如何通过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与谶纬结合，从私人伦理升格为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性观念。文章特别分析“孝感动天”思想在地方社会通过“良吏－孝妇”话语的建构机制，采用跨学科方法填补了基层孝信仰系统研究的空白。王老师聚焦王充《论衡》中的“素相”概念，指出其具有区分贤愚认知标准与构建社会秩序的双重意义：贤者凭借理知判断，民众认知则受感官印象与俗信局限。该研究将“素相”置于汉代思想结构，阐明王充建立贯通天地人理知识体系的尝试，是逻辑清晰的思想史成果。常老师通过对比汉代有关“兴灭继绝”与“存二王后”的各家诸说，揭示汉儒处理前代政治断裂的两种方式——恢复已灭宗祀与保留前朝后裔制度，论证二者非对立而是语境化互补，跳脱正统论框架展现儒家政治思想的复杂性。雷老师的研究关注董仲舒以“文质论”诠释汤武革命正当性，通过对《春秋繁露》的文献梳理，说明其如何将暴力政权更迭纳入“天人感应”体系，转化为合天意、符道德的历史观。刘老师则分析董仲舒对黄老之“道”的批判性吸收，通过儒家化改造将其融入“天人合一”体系，并赋予孔子“元”概念宇宙开创者地位，彰显儒道思想在汉代的整合趋势。学者们对彼此的报告进行了细致探讨，第六分会场分组讨论第一场会议圆满结束。
第二场会议由北京大学李霖老师主持，香港中文大学张锦少老师评议，共六位学者做了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晓璇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功德与西汉毁庙议》。李老师聚焦西汉后期宗庙改革中“功德”标准引发的礼制争议。汉元帝时，儒臣韦玄成等推行宗庙改制，主张唯受命之君高祖庙不毁，其余亲尽皆毁，试图以古礼取代汉初依功德广立郡国庙的旧制。至哀帝朝，儒臣彭宣等坚持武帝庙亲尽宜毁，而刘歆则援引宣帝旧例，力主武帝攘夷改制之功，应立为不毁之庙。这场贯穿元、成、哀三世的庙制之争，本质是西汉后期政治文化转型在礼制领域的集中呈现。
湖南大学石瑊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成为天子：〈白虎通〉的天子即位礼》。石老师聚焦于《白虎通》所载即位礼的仪式结构及其政治意涵。该礼制始于敛后称王，经殡后继体、逾年改元、三年统事三阶段，最终确立天子身份。其核心在于“天命”与“血缘”要素的渐进式整合：形式上，新君需获得象征天命所归的人心认可，方能启动继位程序，血缘继承权需服从此前提；内核上，整套礼仪的终点与统治权的最终确立，则归于孝道的圆满实现，这满足了血缘伦理所赋予的终极正当性。因此，《白虎通》即位礼呈现出“外尊天命、内重血缘”的双轨模式，体现了经学对皇权统治的调适，并为理解古典政治中天子与人君身份的双重性提供了有效框架。
河北大学刘斌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同制异度：郑玄的明堂制度》。刘老师以郑玄注述为主，解析郑玄确立的明堂制度。刘老师认为，天子之明堂、宗庙、路寝之制皆是五室、十二堂、四门、九阶，此是三者同制的核心内容，也是夏、殷、周三代同制的核心内容，而灵台、辟雍、大学等则与三者异制。三代之明堂、宗庙、路寝虽同“制”，然其“度”则有较大差别，体现了王者相变之义。因而，郑玄确立的明堂制度有经有权，同制异度是郑玄确立的明堂制度的核心原则，体现了经权之变的经学思想。
陕西师范大学牛敬飞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南朝明堂礼与帝位正统之塑造》。牛老师指出，明堂祭祀作为中国古代的国之大祀，以《孝经》所载周公“严父配天”为思想依据。自汉武帝始，历代延续此礼：西汉王莽建长安明堂，东汉明帝于洛阳祀五帝并配光武帝，曹魏、西晋皆承汉制。东晋未立明堂，至刘宋孝武帝建康明堂，次年亲祭，开创南朝明堂礼之先河。宋齐时期通过礼议厘清明堂属性、调整祭祀时间，梁武帝进一步规范仪制，强化祭天属性。明堂配位制度凸显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刘宋以尊父彰显正统，萧齐出现二帝并配特例，陈朝随帝系更迭频繁调整配位，反映其与皇权正统的紧密关联。南朝明堂礼经百余年发展趋于完善，为隋唐制度提供了重要范式。
重庆大学冯茜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宋代品官家庙礼制补说》。冯老师指出，宋代品官家庙礼制呈现两大关键变革：其一，大观四年新制规定，文臣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以上可立五庙，但首庙由始封之君“太祖庙”转为世系“五世祖”，剥离了分封背景，构建了以孝道伦理贯通的等级结构。其二，家庙格局摒弃中古“以西为上”排列，改为“祖居中、左右序昭穆”模式，此制源自北宋士大夫家祭礼，后与朱熹《家礼》祠堂布局共同构成宋元民间祠堂两大基本形制。值得注意的是，该格局在元后期进入国家太庙礼制，为明清所承袭，体现士大夫家祭礼对官方与民间的双向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李明真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学术与信仰之间：从〈大唐开元礼〉的酒尊异文看郊祀仪式的变迁》。李老师认为，《大唐开元礼》卷四、卷五所载郊天酒尊体系的差异并非版本讹误，而是唐代礼制建设中调和前代经说矛盾的制度设计。其核心在于汉唐郊祀用酒方式的根本转变：从具有降神功能的“灌酒”演变为象征性的“奠酒”。这一变迁源于双重动力——郑玄经学主张“天帝至尊不灌”的理论影响，以及宗教观念中灌酒逐渐被视作召唤地下神灵的仪式。酒由此失去通神的媒介意义，转而成为礼器陈列的组成部分，导致《开元礼》对酒尊记载广采经说却相互歧出。
香港中文大学张锦少老师在评议中进行总结，认为本场会议的六篇论文共同围绕三个关键问题进行讨论：一是作为构建统治权的工具；二是不同时代学者对经典的重新解释；三是名称变迁机制及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张老师指出，李晓璇老师对功德观念的讨论很有价值，同时建议进一步思考功德观念是否完全源于自身，是否受到佛教文献中功德论述等外来思想的影响。张老师向石瑊老师询问，即位礼是否不只是一种理论建构，并建议结合《后汉书》等文献中对即位事件和场景的描述做进一步研究。张老师向刘斌老师询问，“同制异度”是否为郑玄之个人原创，郑玄是否受到当时时代的一些影响，同时询问有无汉代长安城等考古材料可供参照。张老师向牛敬飞老师询问，南朝明堂礼是否受道家、佛教影响，其歧异是否不仅存在于南北朝之间，亦存在于南朝内部。张老师肯定了冯茜老师的研究对于宋代品官家庙礼制研究的重大意义，同时建议进一步考察宋代士大夫如何利用家庙强化自身权威。张老师肯定李明真老师文本细读的方法及其价值，同时询问酒尊异文是否不只是书写方式的差异，更是不同诠释体系的呈现。学者们对报告内容进行热切探讨，第六分会场分组讨论第二场会议圆满结束。
闭幕报告
6月29日上午，大会的闭幕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孟琢教授主持。
孟琢教授
北京大学吴国武教授报告了《传统经学的现代转化与中国古典学的再建构》。他从思考传统经学与中国古典学的现代重建问题出发，认为从传统古典学的转进到现代古典学的重构应该是内在整合、动态把握。传统经学的现代化历程有三个阶段，第三阶段即最近十年左右的“经学热”，这一阶段传统经学应当以古典学的方式，含摄宗教神学的一种方法，来完成现代的转化，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现代学术范式。
吴国武教授
安徽大学徐道彬教授报告了《论梅文鼎的经术贯通思想》。梅文鼎是清初宣城梅氏以数学著称的学者，他在数学论著中贯穿了许多经学思想。梅文鼎的经学成就在清代曾受到关注，并被称为“大儒”，但在现代分科体系下，他文理兼通、经数贯通的特征很难被归类，实际上如果褪去数学的成分，所显露出的就是经学的内容。
徐道彬教授
同济大学的曾亦教授报告了《古书所见“类祭”考辨》。类祭问题是古代礼仪研究中的难点。类祭是古代一些特殊场合的祭天仪式，与正祭相比，没有特定时间与确定地点，通常因为特定事由而临时举行。关于类祭之说，汉代古文家与今文家提出非常祭与“就南郊而祭”之争议。根据古文说，类祭之举行有特定事由，主要有天子将出、建都祭天、凶灾告祭等。根据古书所载，类祭不限于祭天。与类祭相似者还有旅、造、祃，但其作为祭天礼有轻重不同。
曾亦教授
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报告了《以〈公羊〉说〈夏时〉：庄述祖的〈春秋〉学研究》。庄述祖无《春秋》学著作，通过《夏小正经传考释》考察其春秋学思想。在三传立场上，庄氏右《公羊》而左《左氏》。他以《春秋》与《夏时》相表里，《夏时》之义与《春秋》之义相表里，并以《公羊》义说《夏时》。比如，一是认为夏时与通三统之观念相通，二是用太平世来解夏时，三是在训释《夏小正》字义时采用《公羊》的训释，四是自觉采用何休《公羊》条例之学治《夏时》。庄述祖的《夏时》学，可以认为是广义的《公羊》学。
郭晓东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林存阳教授报告了《经学与秩序建构的历史、逻辑及现代启示》。他从本次会议主题“经学与秩序”出发，从政教、社会与经济三个维度阐述了经学与秩序建构的历史实践，体现出经学与国家政治建构、社会治理、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从本体论、解释学、价值论与方法论角度揭示出经学与秩序建构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哲学框架与思考。经学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意义是在制度建构上提供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在中外角度上提倡文明互鉴与协和万邦，在个体安顿上提供价值归属。
林存阳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丰教授报告了《〈礼记·经解〉与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他从思想史角度，在战国后期儒学思想发展脉络中系统考察《礼记·经解》及其时代、学派诸问题，认为《经解》对六经功能之分析是顺着早期孔孟儒学而来，与战国后期儒学脉络尤其是荀子思想比较接近，并与《礼记》相近篇章如《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性质及思想相近。《经解》所提出的六经次序调整《礼》的位置目的是为了突出礼的重要性，其大量内容与礼相关，在篇章编撰上可能也有一定考量，不能简单判定为杂凑成篇。
刘丰教授
闭幕致辞与大会总结
6月29日上午，大会的闭幕式由南开大学哲学院党委书记李营主持。
李营书记
南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部部长、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世恒致辞。他表示，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挖掘其蕴涵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经学研究在思想维度上，着力探求实现真理追寻与文明的对话，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体系，构建跨越时空的价值对话；在实践维度上，不断诠释文化修炼的当代价值，使中华文化获得超越时空的持久活力，又让中华文化始终在突破约束的张力当中不断演进。本次大会围绕“经学与秩序”的探讨，用实际行动回应了当下甚嚣尘上的“文科无用论”。百余篇高质量论文，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经学研究在各个领域的卓越进展，反映了人文科学在今天所彰显的时代光芒。中国哲学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执两用中的处事方法，以及批判思维与批判精神，既于己身受益，也是当下培养新时代新文科人才的必要条件。
王世恒部长
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干春松教授进行了大会总结。他指出，儒家经典是中华文明轴心时代形成的文明定型。经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了解过往、考察当下、鉴知未来的重要路径。中国经学展现出巨大动能，得到学术体制、民间机构的支持，大量年轻学者的加入带来了经学研究的活力。经学本身与秩序、身心安顿等等社会生活诸方面有关，经学研究包含着对民族前途与文明未来的重大关切。
干春松教授
